行者丨李榕：巴黎惊魂，一次奇异的旅行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李榕，北京八一中学毕业。大连理工大学材料学院工学学士，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能源学院工学硕士。担任过煤炭部信息研究院专业编辑，美国Metalspray公司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韩国世和机械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世和机械中国公司总经理。
1996年三月，公司派我出任驻北京代表处的首席代表。回国后一年，我给公司拿到了一个公司历史上单笔最大的合同。为华能国际珞璜电厂当时所有四个机组共144万千瓦（36万千瓦x4）燃煤锅炉的水冷壁管进行防腐喷涂处理。合同总额约1500万人民币。
珞璜电厂的这四个机组分两期，都是“政府合同”。是中国政府为感谢希拉克不跟着美国走，不向中国叫板，与中国交好而给希拉克的“谢礼”。是当时中国领导人访法时与法国政府签订的两国政府间经贸合同的一部分。法国的合同执行方是阿尔斯通公司。
电厂的同志告诉我，本来他们想买美国GE的，但美国政府老是没完没了地跟中国政府较劲叫板，电厂自己再想买、GE再想卖也只能互相深情地干瞪眼，这对“有情人” 压根就成不了眷属。
阿尔斯通虽然给华能国际提供燃煤锅炉，但却没有能力提供炉内防腐措施。珞璜电厂地处四川，就近使用四川江油的煤，当地的煤中硫含量高达4.4%，那时环保要求还没有现在高，厂里没有安装预脱硫装置，煤进厂经过粉碎后直接吹进锅炉燃烧。所以锅炉内水冷壁管腐蚀得非常厉害。
于是我的机会就来了。在听了我的讲座后，华能国际立即向珞璜电厂推荐我的防腐技术，因当时国内还没有这么好的喷涂材料和喷涂工艺。阿尔斯通卖了锅炉，自己又没有什么好办法帮珞璜解决锅炉内的强腐蚀问题。可听说华能要用我的喷涂，心里老大不舒服，于是就在技术上一会儿质疑这个，一会儿怀疑那个。
三方会谈时，珞璜电厂由厂长带队二十多个人，一水儿的技术人员，一声不吭，作壁上观。我和阿尔斯通团队的法国人一对四，在客户面前你来我往，一会儿绅士淑女，假客气一番，一会儿唇枪舌剑，口气强硬，不容置疑。法国人已经拍桌子了，我还没砸板凳。我当然明白这里面双方都带有某种表演的成分，双方都想在客户面前先拿到印象分。
经过一番曲折，珞璜电厂还是和我达成协议，采用我们的喷涂，让法国人出钱。阿尔斯通打心眼里不情愿，又没有强硬的理由反驳电厂的决定。采取了继续拖延的战术。于是我向老板提议，在中国与我谈判的几个法国人只懂商务，不懂技术，我去法国阿尔斯通总部给他们的技术人员做一次seminar（讲座）, 详细解释我们的技术和工艺，说服他们。老板认为是个好办法，决定我和我们瑞典分公司的一个经理一起去巴黎。于是就有了我那趟奇异的巴黎之旅。
珞璜电厂项目时期的作者
利用在美国休假的时间，从美国直飞巴黎。虽然在此之前，我已有过很多次国际旅行。但那次就好像是鬼神附了体，从一开始就出错。
那时我住在离华盛顿杜勒斯机场不过半个小时车程的地方，我算好时间出了门，可是到了机场的法航柜台，却被告知已停止办票。我登时傻了眼！一看表，离起飞还有四十几分钟，按说应该还来得及。但无论我怎么解释求情，那个看上去三十多岁的法国人面无表情，就是不通融。法航柜台旁边就是日本的全日空，我每次回国都坐它，也曾遇到过时间很赶的时候，全日空的工作人员总是玩命帮你抢时间，甚至跟着我一起跑，一直送我到登机门，确保客人登机无误。
“全日空是全日空，我们是我们。起飞前45分钟停止办票。这是我们的规定。” 他说完转身就自己走了，把我给凉在那儿。这是我第一次乘法航，以前还真不知道法航的这个规矩这么“凛然不可通融”。我记得其实也就晚了两三分钟。
没辙。急得我团团转。忽然看见柜台另一头还有个年纪较大的工作人员，马上冲过去再向他求情。一通解释，连比划带白话，脸上还始终保持着极度焦急的表情-------倒不是表演是真急，再加上强调了几次误机的严重后果：说我明天上午和一个法国公司有一个很重要的会，我主讲，我不能按时去，会耽误很多人的时间。另外，已有人在巴黎那边接机，如果我这边无法按时上飞机，一时又无法马上通知人家，人家在那边接不到人还不得急成了热锅上的蚂蚁------那会儿还没手机呢。
法国老头被我说动了。但这边登机确实已没戏了。他给我出了个主意：“今晚纽约肯尼迪机场还有一趟法航飞巴黎，时间应该还来得及。我帮你转签到那个航班，但你得先想办法买一张飞肯尼迪机场的机票，在那趟航班起飞前赶到。” “好！” 还有什么说的！老人帮我办好了转签，我谢了他，就和老公拉起箱子一个柜台一个柜台的问是否有最近时间飞纽约的航班。问了几个航空公司，时间都太晚。急得我直跳脚。
也该我命不绝，换句话说就是天无绝人之路。当我们问到美联航（United Airline）的柜台时，工作人员一听，马上说：“我们有一架18人座小飞机半小时后飞肯尼迪！” 我高兴地差一点给他一个拥抱！美联航的几个工作人员手脚麻利地帮我办好票递给我，然后手一指：“X号登机门。你还有十五分钟，快跑！” 美国人和法国人迥然不同的作风和服务立见高下。
我连谢都没时间说，和老公拉起箱子拔腿就跑。老公拉着我的箱子在前面狂跑，我在后面越着急，腿越发软，越不听使唤。狼狈至极。但甭管怎么着，我还是在登机门关闭之前登机了。嘱咐老公回家后立刻与老板联系并通知接机的同事，还得转告阿尔斯通的人推迟会议的时间。
到肯尼迪机场后，还算顺利地换乘了另一架法航。一路无话。现在只记得法航的饭菜简直难吃得要死。只好不吃，饿着。飞了8个小时左右，终于在戴高乐机场落地了。一下飞机，发现所有的乘客都不排队，在海关外挤成一团，没人疏导，也没人管理。法国这第一个场面，就让我对这个国家的印象有点负面。挤来挤去，总算过了海关，取了行李，出来见到了来接机的瑞典同事。
由于我的误机，时间上晚了几个小时。同事拉上我直接从机场打出租车直奔阿尔斯通在巴黎郊外的总部。根本没时间先去旅馆也没时间吃饭了。一个多小时的路程，总算到了。
我们一进大楼，我就拉着箱子先去洗手间，稍事休整，换上套装，画上淡妆，稍微遮盖一下疲倦的样子。然后上楼来到会议室与阿尔斯通等候多时的几位法国人见面寒暄，解释道歉我的迟来。接着立即转入正式话题。我开始了一通技术“白话”，我们称之为“seminar（讲座）”。瑞典同事在旁边适时的添油加醋加图解，再加上点现场的示范。两个多小时下来，法国人问不出问题了。至少表面上法国人没话说了。
休息的时候，瑞典同事很自信的判断：“没问题了，不管多贵，他们都得掏钱！”可我分明能感觉到法国人不服，我直觉法国人还会想法找茬。Seminar结束前，我向那个50多岁，长得有点像阿兰德龙的家伙（他是阿尔斯通中国项目的头儿——我们北京代表处的几个小伙子一致认为他长得像阿兰德龙），提出明天我还要来继续谈。“阿兰德龙”表示不需要再谈了。我明白他就是不想用我们的东西，不希望再给我机会说服那些阿尔斯通的技术人员。
我灵机一动，很强硬地将了他一军：“你可以不在乎我的想法。我刚从中国珞璜来，你不想听听你客户的想法吗？” “阿兰德龙” 明显一愣，他不仅在乎，而且很在乎。只好说：“OK。明天上午10点我们等你。”
等我和同事从阿尔斯通出来，天已黑了。同事说，你干脆跟我先一起回机场，我飞回瑞典，你再从机场打出租车到市内旅馆（他已帮我订好了旅馆）。于是我就和同事又回到了机场。送走了同事，身上还“绑” 着套装，脚上还蹬着高跟鞋，想想今晚除了去旅馆，再没有别的应酬了，整个人一下子就放松下来。
我拉着旅行箱，慢慢地在机场大厅里溜达着，忽然看见一个摊位上在卖一种看上去很像中国煎饼的食品，肚子立刻有了反应。我这才想起，我已有至少十几个小时没吃东西了。于是我用刚换来的法郎（那会儿还没欧元）买了个“煎饼”，托在手上，一边走一边吃。肚子刚得到了部分满足，下面又有需要了。于是我又开始找厕所。
溜溜达达，我找到了一处厕所。我走进最里面的一个隔间，把身上一个装有所有证件和钱的花包挂在门内侧的挂钩上，拉杆箱和公文箱放在面前。完事后我开门出来洗了手，一手拉上箱子，一条胳膊挎着公文箱，手里还托着没吃完的“煎饼”，走出了厕所，全然没觉得少了什么。
找到一个问讯处，问明了乘出租车的地方，径直向那里走去。等出租车的地方排了很多人，轮到我时，司机帮我把行李放进了车的后备箱，就在那一刻，我突然发现我的花包没了！护照，钱，都没了！等于什么都没了！
我一下子就懵了！这一吓非同小可，我立刻又把箱子卸下来，来不及向司机解释什么，拉着箱子就往回跑！一边跑一边脑子里飞快地回忆着我把花包丢哪儿了？我排队前都干嘛了？都去过哪儿？忽然想起上过厕所。对！我上过厕所！花包就挂在最里面的隔间门内侧的挂钩上！我一定是把它忘在那儿了！可是那个厕所在哪儿呢？
一低头，看见手上还托着块没吃完的“煎饼”，一股无名火“腾”的直冲头顶：都是叫你闹的，没有你，我也不至于丢了包！ “嗖”地一声，“煎饼”就让我给扔了出去！像飞碟似的，那块“煎饼”平着就飞向一个垃圾桶。不偏不倚，“啪”的一声，正落在垃圾桶上！此处绝无夸张，实情确实如此。
扔掉“煎饼”，我拉着箱子狂跑起来，寻找那个厕所。我边跑边看手表，这时距我刚才上厕所至少应该已过了40多分钟了。机场的厕所人来人往，各色人等，三教九流。我的上帝！还能找回来吗？更要命的是，我根本没注意那个厕所长什么样，我对这个机场又不熟悉……
老实说，以我的经验，真的不敢抱以希望。可是不去找，又实在不甘心。而且所有的钱和证件都在那包里，我现在不仅身无分文，而且能证明自己身份的所有证件全都没有了！我不得不想，如果找不回来，我今晚怎么办？睡哪儿？实在不行，求人给中国使馆打个电话？找使馆给想想办法？
白天在阿尔斯通显得特自信特职业，还特能侃，介于牛A和牛C之间的那个人，这会儿忽然就成了难民了！浑身无力，满脑子的胡思乱想，我就这么在机场里一会儿跑，一会儿走，忽然就看见了一个厕所！恍惚间觉得与我上过的那个很像，马上冲进去直奔最里面的一个隔间，打开门，门上什么也没有！又失魂落魄地走出来。
此时我郁闷到了极点。脑子里乱七八糟各种念头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来。我就这么漫无目的地走着。印象中戴高乐机场好像是圆的，转了一个弯，竟然又看见了一个与刚才一模一样的厕所！这才意识到这个机场所有厕所长得都一样！马上又拉着箱子冲进去。 一进门，一眼就看见我的花包放在公共洗手台上的镜子旁！ Believe or not!（信不信由你！） 它竟然就在那儿！
请各位想象一下我当时的样子——我就像被钉子钉在地上，一步也迈不动了！完全惊呆了！我用手捂着胸口，嘴里不住的喃喃着：“Oh, my god！ Oh，my god！”（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喜极而泣，眼泪夺眶而出！旁边一个正在烘手的中年女士看见我的样子，很关切的走过来。我用手指着大约只有几步远镜子旁的花包，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顺着我的手回头一看，好像立刻明白了一切，马上走过去，替我拿起了花包，跑过来递给我，用标准的美国英语问道：“Is this yours?（这是你的吗？）”
“Yes！Yes！I lost it 40minutes ago！Unbelievable! Unbelievable!！（是的！是的！我把它丢在这儿有40分钟了！太令人难以置信了！）”What? Lucky you！Check it！Check it！(什么？！你太幸运了！赶快检查一下！赶快检查一下！) 这是位美国妇女，她仿佛受到了感染，也显得很吃惊，很替我庆幸，一个劲儿的拍着我的后背安慰我。
在经过如此大的惊吓之后，她的那副热心肠和亲切地话语，尤其是在法国听到这么熟悉的美国英语，让我觉得特别亲切。我打开包，什么也没少。“Thanks god，nothing loss.” （谢谢上帝，什么也没丢。）我谢了那个热心的美国妇女，她高兴地拍拍我，走了。我心里想，我得救了！
可是，我应该感谢谁呢？ 至今我仍然不知道应该感谢谁。我应该感谢很多人！应该感谢那位在我之后进到那个隔间的第一位女性，也可能就是她看见了我丢在那里的包，并把它拿出来放在了公共洗手台的镜子旁。还要感谢所有在这40多分钟的时间内进出这个厕所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女人们，他们可能是白人，可能是黑人，也可能是黄种人，可能来自欧美国家，也可能来自非洲亚洲，可能很有钱，也可能很没钱，但她们都没有去动那个不属于她们的包，就让那个包坐在那里等候它的主人来找它。我不得不说，这真是个奇迹！至少在我的经历中它是个奇迹！
在经过了这场不小的惊吓后，我的疲劳早就一扫而光。我出声地重新清点所有的行李，让自己记住行李的件数，才又拉起箱子，重新向等候出租车的地方走去。轮到我上车时，司机帮我把行李放进后备箱，一边用很蹩脚的英语问我去哪儿？我一愣！坏了！那张写有旅馆地址的打印纸，让我垫在“煎饼”下面和“煎饼”一起给扔了！那个法语的旅馆名字我根本没记住！
我简直快疯了！嘴里几哩哇啦一通乱叫，不由分说，又把箱子给拿出来。拉起箱子就跑！那个司机愣在那儿，八成觉得这个人精神不正常。要是他知道这已经是我的第二次了……我管不了那么多，拉着箱子狂跑，还得回去再找那个垃圾筒！
这次我有经验了，垃圾筒肯定也长得都一样，所以见一个就翻一个。当我翻过两只垃圾筒后，正在找第三只的时候，还没走近，就一眼看见了我的“煎饼”还稳稳当当地坐在垃圾筒上呢！您看我当时扔“煎饼”时干的这手活儿有多漂亮！正好扔在垃圾筒边缘上，而没有掉进去！省了我多少事！
我赶忙跑过去一看，那纸还牢牢地粘在“煎饼”下面呢。我撕下那张纸，拉起箱子，第三次去排出租车的队。这次轮到我时，我把那张脏兮兮，皱巴巴的纸递给司机，用手一指，司机立刻看懂了。我顺利地到了旅馆。
我写到这里，连自己也觉得这段经历很离奇，极富戏剧性，说起来实在有点让人难以相信。真所谓“一日三惊”的最好注脚。我后来每每向朋友说起这个段子，也几乎是人人称奇。有朋友说，绝了！可以写成小说了！但还真不是小说，是真事。
一夜无话。第二天，我早早起床穿戴打扮好，准备上午10：00去见阿尔斯通的“阿兰德龙”。下楼时到服务台向服务生打听巴黎好打车吗？回答是站在马路边招手即可。我走出旅馆，昨夜大概是下过雨，地上很湿滑。我蹬着高跟鞋，拎着公文包，还没走几步，“啪叽”一下子就滑倒了。公文包飞出老远！低头一看，才看到脚下哪是什么平整的路面，还真就是电影里看到的18世纪马车走的石子路！
我膝盖磕得生疼，渗出血来。长筒丝袜磕破了一个大洞。这时站在不远处的一个法国男人，长得也有点像阿兰德龙（邪了，我看法国男人都长得差不多），马上捡起飞到他眼前的公文包，跑过来，叽里咕噜地说了一大堆话，一个字儿也没听懂。但从表情上我能猜到他是问我有没有摔坏？“阿兰德龙”把公文包递到我手里，扶我起来，我很感激的向他摆摆手，意思是没关系。并用英语谢谢他。然后一瘸一拐地走回旅馆。
回房间换好袜子，重新出来招车。这次我不敢大步流星了，只敢小心翼翼地走，确切地说是“扭”。而且还必须“婀娜多姿”地扭。就那几百年前的石子路，在上面穿着高跟鞋走路，绝对是个高难度的活儿，想不“婀娜”也难。在我看来，像巴黎这样的世界名城，保持古老城市风貌固然是个好事，但也耽误事儿。现代人都是看着钟点干活。穿着高跟鞋在这种路上赶路，真能把谁给急死。
扭到路口，抬手招了半天，没有一辆出租车停下来。可是看着明明是空车啊。我很纳闷儿，扭回旅馆，找到那个服务生：“你不是说招手即停吗？为什么都不停？这里到底是什么规矩？” 那服务生好像也含糊了，只好说，“要不您到旁边的火车站试试？那里有很多出租车在排队等候下火车的人。” 我只好又向火车站扭去。还好，不算很远。一个很古色古香的建筑。
一进院子，就看见一溜出租车在排队等客。大喜！我拉开第一辆车的门，把阿尔斯通的地址给司机看，司机一直摇头。嘴里嘟嘟囔囔，我明白他不愿去。我只好再试第二辆，一样，. 第三辆，还是一样。 嘿！邪了！这儿的司机也有拒载的，而且还不是一个！人生地不熟，话又说不通，没地儿投诉去。
再一次急中生智，我走到第四辆车旁，不由分说，拉开门就坐进去。“Go!（走！）” 司机好像没听懂，“Go！！”我提高了嗓门，同时手一指前面。这司机倒也听话，把车启动了。绕过前面三辆车，开了出来。这时我才拿出阿尔斯通的地址指给他看。大概是已经出来了，已经中了我的先斩后奏的招儿了，这位‘阿兰德龙“也就没表示什么异议。
上路后，恨不得十几米就是一个红绿灯，街道之间的距离非常短，简直比牛车快不到哪儿去。这时已过九点了。我拿着手表不断示意他快点，他做着各种表情表示已经很尽力了。车开到一个桥下时，各个方向的车互不相让，全堵在一起，结果就是谁也动不了。
我有点沉不住气了，在美国多年，对守时看得很重。我频频举着手表催促司机，他摊着手，表示无奈。我也只能无奈听天由命了。费了很长时间，总算“冲出了包围圈”。一上高速路，司机马上加速。紧赶慢赶，总算到了阿尔斯通。下得车来，先看手表，10:05. 晚了五分钟。
我立即冲进大楼，向秘书道歉解释，并请她马上通报“阿兰德龙”我来了。这位女秘书笑嘻嘻地说，没关系，不晚，不用着急，没问题。看我有点气喘吁吁，还让我先坐一下，喘口气。我脑子里忽然想起我那个瑞典同事对我说过的话：“这里是南欧，他们不着急的。” 昨天几个小时的耽误都不责怪，五分钟就更不是个事儿了。
果然，见到“阿兰德龙”的时候，他真的无所谓。他只关心这个项目最后他要付多少钱。谈了一个多小时，我终于完成了这次法国之行的使命。
次日，返回美国。在机场候机时，忽听身后一个美国小伙子不知因为什么与法航的工作人员争执了起来。看见我回头，小伙子对我说“这辈子我再也不坐法航了”。我并没弄清楚他是因为什么不满意，但我立即回答：me either . （我也是）。因为来时我已领教过了法航的服务。
虽然如此，但在戴高乐机场我的包失而复得的奇异经历，每每想起，都很感激。虽然不知道应该感激哪个人，但还是让我一直铭记在心。
2012.2.10.
李榕于上海
更多阅读
原载作者博客，本号获许可推送
行者系列
记录直白的历史
讲述真实的故事
长摁二维码 关注新三届
余轩编辑、工圣审读